一

　　2001年3月1日，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和日本消费者委员会委员长松本恒雄教授约好，2011年3月11日中午1点钟，去访问该委员会，届时他会在委员会等我。我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会长，我要为学会做一些工作。

　　松本恒雄教授是法学院的著名教授，我和他在前年相识，去年在中国伊春召开东亚侵权法研讨会上，我被选为执行理事长，他被选为理事长。这次访问一桥大学，就是他邀请我的。他说，这是一桥大学法学院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高级教授，他非常荣幸。

　　11日上午，东京风和日丽，天空晴朗，是这几天中比较温暖的一天。中午11点，我和学生朴成姬一起出发，赶到日本消费者委员会。1点钟开始，我和松本恒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谈了35分，然后他指给我看消费者委员会周围的环境。他说，对面的那座大楼，就是首相官邸，他在办公室里坐着，就可以监督首相是否在勤奋工作。首相官邸的右边是首相府，前边是国会。我说，我知道松本教授在日本的重要性了，因为首相和国会议员都在他的身边工作，接受他的监督。松本大笑。1点40分会谈结束，告辞后，我和我的学生朴成姬急忙赶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查资料，要找伪“满洲国”在1945年7月颁布的《亲属继承法》。

　　很费劲，大约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到了指定的阅览室，是国会专用的重要图书的阅览室。图书管理员在去找这些书的时候，是下午2点40分。

　　二

　　这时候，我要上洗手间。出了阅览室找到洗手间后，我坐在马桶上。不一会儿，估计就是2点45分的时候，洗手间的地板开始摇晃，有点像我家那栋楼冬天烧锅炉时的那种比较轻微的震动。我没有太在意，以为是车辆通过引起的震动。可是这种震动在不断增强，并且伴随有很大的声响。我一惊，已经意识到这是地震了。就在这时，屋子开始猛烈地摇晃，感觉到整个楼都在剧烈地摇晃，同时伴有轰轰隆隆的声音，有些震耳，但没有到欲聋的程度。我的感受到，这个建筑的整体性非常好，整个房子在随着地震前后左右上下的震动，就像过去的老式火车通过大铁桥的时候那样，轰轰隆隆地响着，剧烈晃动不已，但是没有任何像要碎掉那样的感觉：震动的是一个整体。

　　我很清醒，但没有办法站起来，就把左手臂绕在墙壁上的扶手里，心里想到的是，无论多强烈的震动也不会被甩出去。这样坐在那里，心里感觉还比较稳妥。这时，我的学生在外边使劲喊我：“地震了！老师快出来！”我大声说：“我没有事，你要小心！”她看见有人走出洗手间，又喊。我只好一只手抓住那个铁质的扶手，一只手简单把裤子系上，随着地震的强烈震动，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地冲出洗手间。我看到朴成姬和刚才见过面的几位读者都在阅览室外门厅里蹲在地上，管理人员在安慰读者，并且进行组织，图书馆中的广播也在进行。整个建筑都在不停的摇晃，我赶紧也跟他们蹲在一起。

　　震动渐渐轻了一些，能够站起来了。我退到窗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有几个人也跟我坐下，有的从露台的门走了出去，在露台上观察。过了一会，震动更小了，我和朴成姬一起回到阅览室里，这时看到窗外的马路上，路灯杆在随着地震不停地摇晃。阅览室的警报在不停地响，广播在告诉各位读者不要害怕，图书馆的建筑有足够的抗震能力。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和读者都没有惊慌，有的管理员在观察，有的还在整理图书。读者也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等待。这时候，强烈震动基本上平静下来。

　　给我们到书库里找资料的那位图书管理员搬着三本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几本书，办好手续，他把书交给我。他一边拂去身上的灰尘，一边微笑着说：“刚才震动太厉害了，还有一些要找的书，没有找到，先看看这几本吧。”就是在刚才剧烈的地震中，他还在书库里坚持工作，他说有的书架都倒了。我和朴成姬很感动，谢过他，然后找到一个桌子，对面坐在桌前开始一本一本地翻找我们要找的那个文件。

　　就在这时，又一阵猛烈的地震发生了，剧烈程度绝不亚于刚才的那次，甚至更强烈！还是像火车冲过铁桥时一样，建筑物在左右晃荡，上下跳动，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大，震动越来越猛烈。我看到朴成姬的脸色不好，我就伸出手，紧紧抓住她的手，她也抓得死死的，抓得我很疼。刚才我们还说，地震发生时要不要站起来钻到桌子底下，可是那时候什么都做不成了，一只手抓住对方的手，另一只手就抓住桌子的边缘。我们看着对方，用眼神相互鼓励着。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声音和震动都渐渐地小了，但一直没有平息下来。在不停的摇晃中，我们翻阅了那三本书都没有要找的这部法律。于是，我们向图书管理员办理了退书手续，离开图书馆。

　　整个地震过程大约40分钟左右，共有两次强烈的震动，震动的程度是一样的，都非常猛烈，每次强烈震动都是5分钟到6分钟，人站不住，整个大楼都在猛烈的晃动。我当时没有一点紧张，因为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国会图书馆，就凭着保存着这些宝贵资料，对它的保护也必定是更强的，不会让它震塌的。在地震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有惊慌失措之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甚至在剧烈的震动中给我们找到有关的资料。在东京的整个市区，秩序井然，没有一处建筑物有震塌、震坏的。

　　赶到地铁站后，我们一直快速地走着，争取以最快的时间赶回学校。心里想的，好像只有学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地铁的售票处，我们被告知地铁停运。我和朴成姬商量，要尽快打到一辆出租车，不管花多少钱都要赶回学校。路边上有很多人，都是从写字楼中赶出来的人。很多人都在打车，我们跑到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终于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坐进车里，心情就放松了一些。

　　司机告诉我们，由于地震，高速公路封闭，机场也封闭了，只有走城里的路，出了东京之后还得走小路。我说，不管什么路，只要能走就好。

　　马路上都是车，很挤，但秩序井然，也没有慌乱。大街的两边，看到的都是从写字楼赶出来的白领，很多人带着头盔，甚至带着避险的用品，有的站在路边，有的忙着赶路。都是因为地铁停运的缘故，人即使出来了，也无法乘坐公共运输工具赶回家。马路上都是车，都以蜗牛的速度在行使。我忙里偷闲睡了一小觉，醒来时，问是不是快要到了。司机打开卫星导航，发现到现在总共才走出来了5公里，还有24公里才能到达一桥大学。我们曾经试图下车，另想别的办法，但最终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看到那么多人在路上走，都没有车，我们庆幸这个最为明智的选择。到晚上8点多的时候，接到一个学生在东京打来的电话，说是他的面试结束，没有办法回来，看来只有在麦当劳吃点东西，呆在那里过夜了。可怜的！我们还比他好。

　　最后的三公里，出租车都接近国立市了，但是就是走不起来，一个路口，等了八九个红灯才能转过去。简直就是牛车，一次红绿灯只能走几米远。尽管着急，但是只有忍耐。

　　终于在晚上8:40，历时4小时20分，走完了30公里的路程，我们终于回到了一桥大学。缴纳打车费是17820元日元，心疼啊！但我们还是庆幸，我们打到了车，回到了一桥，这就证明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当天晚上有十几万人在东京的室外过夜，回不来。我们还不是幸运的吗？

　　三

　　一桥大学这边很平静。晚上，吃了东西之后，就在等待余震，直到零点，也没有发生，只好和衣而睡。直到早上起床余震也没有发生，或者有余震我不知道。

　　后来知道，当天地震时，福岛震中震级9.0级，东京我们呆的那里5.8级，一桥大学这里4.0级。

　　这就是我在东京遭遇地震的经历。再后来，由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只好匆匆结束访问，于3月16日打出租车到羽田机场，支出车费19800日元，尽管有些心疼，但终于平安回到北京，乃释然。

　　四

　　亲身遭遇日本地震，总觉得应当写点什么，但是除了写地震的经历，不知道还应当写点什么，就不想再写。家弘教授说一定要写点什么，因此就写一点作为法律人的感受。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在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必须防患于未然，建立完善的自然灾害防治法和紧急处置法。记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紧急研究民法对策，我曾经写了一篇地震的民法对策的万字文章，对涉及地震民法救济的有关问题一一说明，发表在《检察日报》，后来又被《光明日报》和《新华文摘》转发，说明应对救济自然灾害对法律的紧急需求。后来，我组织课题组专门写出了《意外灾害应急民法救济》，全面检讨在意外灾害面前民法的应对措施。今年9月，日本关西大学法学院召开“自然灾害与法”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向与会者赠送了这部著作。我体会，只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法治健全，自然灾害发生时才会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提高救灾的效率。同时，意外灾害的民法应急救济对于灾害发生后的各种民事纠纷的处置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些必要的法律救济措施，或者说不能准确地应用民法规则去处置各种因意外灾害引起的民事纠纷，就不能使灾后的社会秩序尽快稳定，保障民事流转正常进行。日本这次地震之后，各界对政府有很多强烈的批评，对应急法律措施也有深刻的检讨。应当看到的是，日本在依法救灾方面比我们做的好得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就看地震发生之后，各单位的员工、各学校的学生、超市、商场的服务人员的表现，无论是继续服务，还是进行避险，均临危不乱，秩序井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震感最为强烈的时候，有的为我们找书，有的耐心安慰我们，组织我们避险，都让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惊慌失措。另一个是东京商场中的秩序，购物的人很多，都在为避险进行物质准备，但都是排着长队，没有一丝慌乱。这些都说明日本救灾的法律秩序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北京，看到和听到全北京和全国都在抢购食盐，我就奇怪，地震中心的人们都没有对食盐如此狂热，远离地震中心的中国人竟然如此恐慌，真的值得我们反思的。

　　日本的法律界人士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地震过后的几天里，一桥大学法学院的老师都在安慰我，告诉我不用惊慌，因为日本的房屋建筑都是抗震的，不会发生危险。后来我决定回国，一桥大学法学院将原定安排在后的我的报告会提前安排，准备工作一丝不苟。报告会是在不断的余震中进行的，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因为地震而忽略程序问题和讨论的实体问题。在会议结束之后，还坚持举行告别宴会，在不断震动的西餐厅里，主宾相互勉励，让我感动至今。

　　还有一个感受。我们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对于规定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的第七十条，尽管都认为是必要的，但都认为那是距离我们遥远的一个侵权法规则，遥不可及，因此，讨论也不是特别深入，也可以说关心不够。日本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使对核损害的侵权法救济就在眼前。联想到我国各地发疯似的建设核电站，突然就感到了《侵权责任法》第七十条的重要性。它是无比的真切，就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离我们更远一些，不要使这个条文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运用，因为那将意味着人们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个课题显然不是我们法律人所能够解决的，我们力所不及！应当思考和决策的，是那些能够决策的人，他们应当更好地、更多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