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已经宣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在民法建设上还留有缺口，尚未制定完成完善的中国民法典。鉴于民法典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极其重要地位，我们建议，应当在十八大之后的五年至十年内，完成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推出具有影响力、具有21世纪特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一、民法典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极其重要地位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民法典仅次于宪法而居于各个法律部门之首。其原因在于，宪法是规定国家基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而民法是在宪法指导下，规定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及所有权制度，规定公民、法人基本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行使规则，以及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保护制度。民法典关系到国家的每一个自然人、法人以至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分配，是国家民事领域的根本大法。因此，在各国法律体系中，民法典有“万法之法”之称。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须以民事立法的健全为前提，其标志是有一部完善的民法典。

　　1792年9月22日，统治法国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成立。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1800年8月21日，拿破仑成立由4名委员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亲自领导，甚至一条一条地组织专家讨论，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凡2280余条，于1804年3月21日公布。历史认为，法国革命的真正结束不是在“雾月政变”，而是《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和胜利成果转化成了法律制度，规定财产权及相互平等关系，农民的土地权、工商业者财产权和自由贸易的权利，都全面得到了保护。因此，《法国民法典》不仅在法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直至今天仍然在发挥着法律调整作用，并且一直是各国制定民法典必须参照的蓝本。法国人和全世界的人都将《法国民法典》称之为“拿破仑民法典”。正像拿破仑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

　　在《法国民法典》之后，几乎所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包括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民法典，并且将民法典作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革命胜利后较短的时间里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于1922年制定了《苏俄民法典》，原东欧国家以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越南，也都有自己的民法典。在一个法治国家，没有民法典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中国民法典建设历史进程与我国民法典建设的缺口

　　中国的民法典建设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开始的，至今已经一百年了。清末维新，西法东渐，变律为法，于1911年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未及颁布实施，清朝已经灭亡。民国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于1930年完成了《中华民国民法》，至今仍然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

　　1948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就有筹备新中国民法典的计划，但没有实施。1949年之后，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其他民事法律长期没有制定，直至1985年4月10日制定了《继承法》。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民法通则》，是一部具有民法总则性质的民法基本法，虽然只有156个条文，初步解决了社会发展对民法典的急需。1991年12月29日制定了《收养法》，1995年6月30日制定了《担保法》。后来，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央决定抓紧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民法典起草领导小组，开始了起草民法典工作，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了《合同法》。2002年12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随后，立法机关决定分别制定民法的各个部分，于2007年3月16日完成了《物权法》，2009年12月26日完成了《侵权责任法》，2010年完成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使中国民法典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因而，国家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尽管在60多年中，特别是最近20年中，我国民法立法成就斐然，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民法典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是：

　　第一，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目前的民事立法还缺少《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这三部法律不完成，不能说我国已经有了民法典。首先，现行的《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总则，尽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民法总则的规范，但内容较为陈旧，缺少最近30年来世界民法进步的规则，例如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以及准人格即限制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等。其次，人格权的立法，在2002年《民法（草案）》中已经有了草案，因学者对究竟是单独立法还是放在民法总则中规定有争议，致使这一关涉张扬民事权利、表彰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人格权法，尚未进入实质性的立法程序。再次，关于债法总则的立法，由于目前部分内容已经在合同法总则中规定，因此，没有纳入立法视野，根本就没有立法计划。

　　第二，现行的民事立法被学者称之为“碎片化”的民法典，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法典体系，更没有形式上统一的民法典。民法典应当是一部形式上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为各个部分的法律的集合。可是，我国目前的民法就是由《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此，称之为碎片化的民法典，并非夸张和批评，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由于“碎片化”的立法，已经制定的民法各个单行法相互之间存在较多的不协调之处，矛盾较多，法律适用存在较多困难，没有实现民法典的科学化。例如，《民法通则》中关于物权、债权、违约责任、责任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等均有新的立法多代替，原有内容多有系统立法，且有新规则代替旧规则，但由于民法通则是总则性立法，其他法律都是分则性立法，其中的法律冲突较多，需要调整。又如，《物权法》关于共有的规定，与《婚姻法》夫妻共有的规定多有不同，也需要协调。《担保法》中有关担保物权的规定，已经悉数拿到《物权法》中规定，自己只剩下关于担保的一般性规定和保证、定金的规定尚且有效。这些问题不解决，法律适用中的困难无法解决。

　　第四，对我国固有民法传统不够尊重，例如我国独有的典权制度，在融资、利用不动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一些“左”的思想影响，被《物权法》所抛弃，只是对于现实社会存在的典权纠纷没有法律适用的依据。

　　第五，目前的民事单行立法规定的都比较原则，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则还是比较欠缺，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必须不断作出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完善。例如，《物权法》原来学者建议稿均有400多个条文，但最后立法只有247个条文，很多具体规则均被删除，形成目前的状态。

　　我国民事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在立法时间上表现为60多年没有完成民法典立法，远远落后于各国民法典立法进程，而且已经制定完成了民法各个单行法但仍然内容残缺，没有实现民法典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实现法治的要求，具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也使我国宣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存在一些水分。就目前实际情况观察，由于已经宣告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因而有对制定民法典的松懈情绪，认为已有的民事立法已经构成了民法典体系，不必再努力制定一部完整的、统一的民法典，其实质就是继续维持“碎片化”的民法典。这种情形是必须纠正的，其方法就是尽快制定完善的中国民法典。

　　三、当前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最重要任务

　　当前必须抓紧制定中国民法典，使其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主要的任务是：

　　第一，明确制定民法典的时间表。应当确定，在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统一的、完善的中国民法典，予以颁布实施。应当针对民法典建设的缺口，一一制定立法计划。应当在五年，也就是下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任期中，将《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总则》，制定完成《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之后，在再下一个五年，即再下一届全国人大的任期中，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将分散的民法单行法编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对各个民法单行法进行修订完善，构成协调统一的民法体系和具体内容，完成民法的法典化。立法机关应当按照时间表的要求，按期完成立法计划。

　　第二，明确制定民法典的基本要求。制定民法典要实现体系化、科学化、本土化。体系化，针对的是现行民法立法的“碎片化”，民法典必须有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分散的各个部分碎片即单行法所组成。科学化，针对的是我国现行民法各个单行法中的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编纂民法典必须遵守民法典的内在逻辑，使数千条条文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互相矛盾、相互冲突。本土化，针对的是民法典的内容，民法典本来就是泊来品，其基本内容大多数是欧陆民法制度；但中国民法典必须是中国人民的民法典，外国立法经验必须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扬我国固有的优秀民法传统和文化，吸纳我国民事司法经验，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法典，而不是鄙视本国经验，一切尊外国为师。

　　第三，明确制定民法典的技术要求。制定民法典必须讲究立法技巧，体现民法立法价值，尊重民法立法规律，尊重民事习惯。对此，既要加强领导，又不能凭长官意志，由首长拍板决定重大分歧。以往的民事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是不尊重民事立法规律、不讲究民法立法技巧，由长官主观决定造成的。这些问题应当避免。

　　第四，应当特别发挥民法专家在制定民法典立法的作用。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培养，我国民法研究队伍已经成熟，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重要影响，有能力完成制定中国民法典的任务。中央应当成立制定中国民法典专家委员会，按照民法典制定的时间表，前五年指定不同专长的民法专家负责应当尽快制定的民法单行法如《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后五年共同完成总体设计和相互间的协调工作，编纂完成中国民法典。立法机关应当尊重民法专家的智慧和劳动，充分发挥民法专家在民法典立法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国民法应当完成从输入国向输出国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缺少民法传统，古代的民法制度都在诸法合体的律令之中。清末民律草案开始引进欧陆民法，民国民法也基本如此，使中国成为典型的民法输入国。1949年之后，我国民法立法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也都是遵循欧陆民法传统，同时借鉴英美法系的先进制度，也有中国的经验总结。近二十年来，我国民事立法突飞猛进，尤其是《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成就斐然，具有先进性，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并为很多国家的民事立法或者修法所借鉴。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重视我国民事立法经验，研究我国《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逐步改变我国民法输入国的形象而成为民法的输出国，能够大大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为世界民法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从目前开始，应当做好中国民法的输出工作，积极创办和参与国际民法学术组织，广泛开展与各国民法学界的交流，宣传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推广我国民法研究成果，使各国民法专家和民法实务界认识中国民事立法的成果和经验，看到中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力，看到中国民法专家和民法研究的丰富成果，将中国民法推向世界，奠定大国的民法地位，发挥大国民法的影响力。中央对此应当专门提供支持，各级政府应当将其纳入法制建设内容，让中国民法典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